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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老学庵笔记》 2018-02-19 20:20 陆游/秦桧/日本 此乃历来以“笔记”命名者当中最著名的一种,也是最精彩的之一。陆游晚年退居家乡,结庐为庵,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写成此书,记其平生亲历见闻,流传广远备受称赏,宋代学者陈振孙已赞为“殊可观也”(参见中华书局“历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该书前言)。 可观之首要,是关于宋朝的典故沿革、人物故事。放翁乃南宋第一代人,所记多有北宋亡国前及南渡之初的史事,史料价值之余,寄寓沉痛苍凉。他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下笔时能不多渲染,在平实记载中自见  

2018-02-20 16:52:19|  分类: 文史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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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老学庵笔记》

2018-02-19 20:20陆游/秦桧/日本

陆游《老学庵笔记》 2018-02-19 20:20 陆游/秦桧/日本   此乃历来以“笔记”命名者当中最著名的一种,也是最精彩的之一。陆游晚年退居家乡,结庐为庵,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写成此书,记其平生亲历见闻,流传广远备受称赏,宋代学者陈振孙已赞为“殊可观也”(参见中华书局“历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该书前言)。  可观之首要,是关于宋朝的典故沿革、人物故事。放翁乃南宋第一代人,所记多有北宋亡国前及南渡之初的史事,史料价值之余,寄寓沉痛苍凉。他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下笔时能不多渲染,在平实记载中自见 - 亮堂堂 - 广亮博客

此乃历来以“笔记”命名者当中最著名的一种,也是最精彩的之一。陆游晚年退居家乡,结庐为庵,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写成此书,记其平生亲历见闻,流传广远备受称赏,宋代学者陈振孙已赞为“殊可观也”(参见中华书局“历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该书前言)。

可观之首要,是关于宋朝的典故沿革、人物故事。放翁乃南宋第一代人,所记多有北宋亡国前及南渡之初的史事,史料价值之余,寄寓沉痛苍凉。他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下笔时能不多渲染,在平实记载中自见感慨,如曾被周作人一再引用的这则:

故都(东京开封)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指金朝),至燕山(今北京一带,金灭北宋后将很多东京人家掳至此),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这个敌占区中百姓遇故国来使而献栗的故事,简言数语,白描叙述,却怆然动人,是上佳的小品文笔。

此外还多记秦桧等奸佞事。《宋史》载,陆游年轻时两度科试,都因排名首位、压住秦桧孙子而遭秦桧嫉恨,被除名打压,直到秦桧死后才得进身出仕。加上秦桧主和,可谓国仇家恨,自然不会放过秦桧一家一党的丑闻。但难得的是,他没有过多感情偏向的鞭挞,只是直书史实,最多春秋笔法而已。如记施全刺秦桧不遂,被擒杀于市,有旁观者“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这“不了事汉”是双关语,表面指施全是个不懂事的糊涂汉,竟敢冒犯宰相大人,该杀——所以才敢在官兵环侍的公众场合朗声说出;但实际意思是施全不济事、不成器,竟然杀不了那个大奸臣,不死有什么用——所以才会引起其他民众的会心一笑(另吕叔湘《笔记文选读》则解释为,秦桧曾以议和作为“欲了天下事”,并筑了堂,故“不了事汉”是暗指秦桧)。这是陆游的、也是旁观者的双重春秋笔法。高压之下,围观的民众以恶搞、反讽、擦边球的巧语来表达不满,古今一也。

可观之第二大类,是诗人佚事、诗句赏析、诗文心得等诗话内容。其中,引茶山先生(陆游的老师曾几)语,赞同《仇池笔记》中的苏轼意见:“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这个“寓意而不留于物”的概括很到位。另记苏轼流寓岭南时,“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该书载东坡逸事颇多)。

第三大类,则是风物、趣事等。如花木方面,多记各地荔枝和相关吟咏,其中,北宋时东京宫中曾种荔枝树且还结了果,宋徽宗以之赐臣子并吟诗记之。

最可喜的,是有一条收集了南朝和唐代称散文为“笔”的几则资料,可补本文前引之不足,而且,首先举出的乃是“沈郎憔悴不胜衣”之原型沈约,曰:“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

——如是种种零金碎玉,颇为好看,确是“笔记”中之佼佼者。

按:关于周作人一再引用《老学庵笔记》之李和儿炒栗事,集中体现在1937年至1940年的三篇诗文。那段时间是知堂一生的重大转折关头,落水前后再三寄怀于这故国沦陷的典故,颇可玩味。

1937年3月的《老学庵笔记》,介绍他爱读的这同乡之书,说李和儿故事是当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并以后人相关记载来对比补正。另外,该文还引了陆游记“汉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词一语的出处,认为很有现实意义,其中“汉子的语源便直接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结尾又引陆游所记的一位世外高人意见:“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只要“守国使不乱”、“卫生(养生)使不夭”就够了,而“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周作人认为这是“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可惜可怪的是国人都不去做,反倒总是“成心在做乱与夭”,感叹这样“最高妙也最切实”的“至理”无人领会,“真理元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联系当时的时局,这也是有所指而能反映其心态乃至理念的。在他写该文的前几年,日本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盘踞华北,外寇虎视眈眈,而国内则浪潮四起,种种纷乱,一片鼎沸。

1937年11月-12月,周作人因偶食炒栗,又想起李和儿事,写诗一首,后来收入《苦茶庵打油诗》作为开篇的“其一”,曰:“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其时,日本已全面侵华,全国性抗战正式开始,就在周作人写诗的那两个月,日军分别占领了上海、南京,而之前的7月,北京已经沦陷了。那段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劝说周作人南下,他则选择留在北京,并在9月借给陶亢德的信作公开表态:“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首咏李和儿炒栗的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借宋朝的北京故事,寄寓强烈的黍离之感,如止庵《周作人传》说的,此乃“以不忘故国的遗民自居”。

到1940年3月,他又写《炒栗子》一文,叙此更详,并再录下三年前那首“致其怀念”的炒栗绝句。而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北平伪政府成立,周作人出席日本人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被视为附逆投敌的起始,舆论哗然,后方文化界联名声讨,但也有不少人为之辩解,仍对其有所寄望;1939年,周作人元旦遭遇未遂刺杀,随之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乃任伪职之始,正式下水;1940年,就在他写《炒栗子》的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作人在北平受聘为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替伪教育总署审阅小学国文教科书——此后一步步越陷越深矣。

在这种背景下,居然还一再写那样的炒栗诗文。然而,却也并非伪饰,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反映。如他在《炒栗子》一文收入的《药味集》之自序说的,那是“貌似闲适而读之颇觉苦闷”之作。而我们对于似成讽刺的“话到家园一泪垂”、“伤心最是李和儿”之咏,也只能哀矜而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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