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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柴静与罗伯特·霾殇(下)  

2015-03-07 19:30:31|  分类: 人生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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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与罗伯特·霾殇(下) - 倍魄 - 理想的姿势

 倍魄

 

在上一篇文章有些尖刻地批评了柴静的腔调之后,我要为柴静的付诸行动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会陈述我点赞的理由,并且你将会看到,我对柴静的点赞和批评都是出于同样的思维立场。

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模式是我们普遍了解和接受的,用最简单的公式来概括,这个模式就是:冲突(障碍)+ 行动 + 结局。自从美国的先民乘着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他们就是在延绵不断的契约、争斗和妥协中,按照“冲突+行动+结局”的模式建立起乡村、城镇、城市、州县,最后在费城制宪成立了联邦政府。五月花号轮船有一个象征春天的名字,而美国的民主在它的先民还没有抵达陆地时,就已经以船上移民间的契约形式而生根发芽了。

而对于我们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等级制与强力的国家政治制度都是数千年的历史存在。这与美国先有民主后有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恰好相反的。

今天,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继续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是离国际社会越来越远,而是会越来越近——而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中国未来的进程会是怎么样的或者应当是怎样的?毋庸讳言,这是在认知上充满分歧的一个问题。

然而,雾霾和环境污染要不治理的问题上,政府以及民间社会是没有重大认识分歧的,可以说,这主要不是一个认知问题,而更主要是一个能不能付诸行动,以及用行动来相互搏弈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柴静的领先和可贵在哪里?就是【柴静已经实实在在地付诸行动,而我们只是对她的行动议论纷纷品头论足】。

【议论】与【行动】的差距有多远?行动是三次元的,而议论是二次元的。在进化链上,如果行动是哺乳动物,那么议论最多是蛋生的爬行动物。

所以,假如我们还没有进化到哺乳动物,或者,假如我们没有勇气直立起来,而只能承受在低矮荆棘的现实中苟且爬行,那么,请保持一点点谦卑和自尊,对哺乳动物和那些勇敢直立的脊梁保有一份敬意。

不承认【议论】与【行动】有巨大差距的只有三类人:沽名钓誉的投机犯;自以为是的口炮党;不明真相的跟屁虫。

 

㈠社会冲突解决模式的差异

 

互联网技术已经为我们编织了公共生活的空间,有了微博和微信这些强劲的平台,我们的公共生活被空前地改变了。但我要说出一个观点,甚至它都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我们避而不见的事实:【依托于互联网的我们的公共生活,其实是病态的,是二次元的,而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矛盾和现实需求都主要存在于三次元世界。二次元世界的“意见领袖”,在三次元世界可能只是个“屁”,是个小丑】。想想在三次元世界低头认罪自我剖析深刻检讨的薛蛮子,就什么都明白了。

冲突+行动+结局模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在公共生活矛盾中采取的方式通常只有三种:①【冲突+退缩+逆来顺受】;②【冲突+依赖政府+看运气】;③【冲突+网络议论+无能为力(不了了之)】。

如果是小事,比如火车上买东西不给开发票,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选择逆来顺受,而不是跟铁老大打官司;如果是大事,比如被投资公司卷款,很多人会纠集到政府门口闹;如果是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问题,大部分就是冲突+网络议论+无能为力(不了了之)】这种模式。

柴静的《穹顶之下》的轰动和引发争论,恰是因为她和她的作品超越了上述三种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模式,有行动,更有结局——完成了一部调查作品,实现了它的影响力!

 

㈡“病评家”对三次元的无知与傲慢

 

为柴静点赞的大有人在,但他们赞不到点上,因为他们看不到柴静行为模式的根本超越性,以及这种超越性的重要意义。

而在网络和媒体上对柴静的《穹顶之下》评头论足,甚至大加挞伐者,往往有一种二次元爬行生物恬不自知的轻狂。夏虫不可以语冰,有病要看医生,只有把病治好的,没有病评好的,这世界难道有所谓的“病评家”吗?

但在病态的中国公共生活空间里,充斥着“病评家”和所谓意见领袖,(貌似)意见的巨人,(实为)行动的脑瘫。可笑的是,他们居然轻蔑于三次元的行动者。你当然可以借口于“我是以分析和认知见长”,只说不做,但假如你依此轻侮那些勇敢行动的人,那只送三个字【不要脸】。

慕容10村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装逼文《柴静事件与中国的言论空间》,就让人感到这种【没羞没臊】。柴静拍了一部广受讨论的纪录片,既没被封杀也没牵涉任何公共变故,何以被悚言为事件?其次,果然是二次元爬行意见领袖,把什么都敢归论为“言论空间”。《穹顶之下》的拍摄完成和成功投放说明,至少在环保问题和环保行动上,中国有充裕的行动空间。虽然行动空间不是提供给爬行类意见领袖享用的,但爬行类只看得到“言论空间”而理解不到【行动空间】的可能作为,也是痔者见痔的当然结果。

我们可以原谅他,他只是一个没羞没臊的“病评家”。病评家们的理论武器比程咬金的三板斧还简单,就是“体制决定论”,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政治常识;病评家们的行为模式则是【语言碰瓷官方+装受迫害+坐等推墙】。这些语言碰瓷的病评家总是否定积极行动的现实意义,更看不到民间社会在社会变革中可以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肉唐僧 积极运作的送饭活动,不独被官方打压,还受到来自病评家的夹击和嘲讽。这些病评家自己真是病得不轻。他们的狭隘和傲慢无礼可见一斑。

慕容写道:“我常常想,柴静的纪录片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或许是因为时机不对。如果是3年前推出,我一定会大声赞美。而假如再推迟一两年,它所受到的批评或许更加严厉和刻薄……”一番长篇大论死活看不到有什么见识,概括起来无非:①最近(碰瓷官方的)言论空间压缩了;以后意见站队会更明显地左右分化,而柴静这种处于中间者就不尴不尬;③我们还是坐等意见分歧导致“大一统成为宗教”的这个国家被推墙吧。

就是在这陈腐得掉牙的滥调中,慕容操持一种看透大局的优越感,仿佛柴静不免兔样兔森剖,“可惜了这个时机,我不能赞美你”——就好比他自己真是某个村里的一根大葱。

语言碰瓷官方的坐等推墙的病评家们,眼里只有二次元的言论口炮空间,只愿意使用“推墙美分”和“护墙五毛”的二分法。他们与遵从【冲突+退缩+逆来顺受】和【冲突+依赖政府+看运气】行为模式的庸众的唯一区别是,他们不相信一切政府改革和民间改良,所以,一样的内心软弱,一样的在三次元世界无所作为。

坐等推墙的病评家们貌似懂一些西方民主政治,但就像被他们所不屑的庸民一样,只看得见【政府】或者【反政府】,而看不到,越是靠近现代社会,公民就会越获得更多的非政府空间。

坐等推墙的病评家们脑子里只有【反政府空间】,而从来不相信或者他们认识不到,公民在【非政府空间】的社会磨砺是中国迈向现代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有【选政府】或者【反政府】的意识,而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意识,没有【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的意识,这个国家就远不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有了普选或者直选的总统也无济于事。

戈尔巴乔夫推墙苏联二十几年了,俄罗斯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了吗?看看亚洲的泰国、菲律宾的政治乱象,机制决定论奏效吗?它们何曾有现代民主国家的模样?

契约精神、社会信用与合作、利益搏弈与妥协,有纠纷找协会组织或法院而不是闹政府,这些要素以及对这些要素的认知与重视,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真正基石,没有这些基石,法律就形同虚设,【法条就干不过潜规则】。原因很简单,宪法和法律只给出了国家政治的形式框条,而在内核实际运行的一直是历史演化中的社会实规则,【社会实规则】一直都在真正管用,并且当法律法条与社会实规则相悖时,社会实规则以潜规则的方式偷偷运行。(《穹顶之下》里给北京送菜的货车尾气不合格,既不扣车也不罚款,是【社会实规则】比法条管用的绝好例证)

所以,坐等推墙的病评家们不懂的是,那堵他们痛恨的墙只是一个壳子,壳子就算破了,里面的内容也不会焕然一新。这是历史的惯性,这是社会的惯性,这是文化的惯性,所谓国家政治只是现代社会有限的一部分,并且国家政治绝不会跟随着法条的变更而顷刻改变。

所以,【政治体制决定论】被严重误认了。【社会改造】与【文化进步】才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得多的因素。对于【耍赖】【不认账】【拆台成性】的民族,即便套用了西方政治体制,也只会带来一个低效的乱轰轰的闹剧不断的社会。

 

㈢为柴静《穹顶之下》点赞的理由

 

至此,你们可以看清我为柴静点赞的坚实理由了——柴静用她的行动生动诠释了:①【什么是落实在行动上的公民责任】;②【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怎样的空间与作为】;③【公共生活中的搏弈主角不一定只有政府,可以有NGO,还可以有公民个人】;④【民主行动不限于对抗,更不是口炮与坐等,而是在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社会搏弈当中,学习解脱政府依赖的自组织与有序】。

概言之,柴静的超越与可贵在于【这是突破二次元的坐而论道的三次元的行动】以及【这是一次获得了巨大关注的漂亮的非政府力量作为的展示,突破了“政府”与“反政府”的狭隘二元论】。

《穹顶之下》完成了一次光荣行动。它显示,政府未必扼杀社会利益搏弈,政府可能还会承认社会利益搏弈各方的平等地位,甚至可能作为平等一方参与到搏弈中来。在承诺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空间应当也必须不断扩展。

 

是时候,病评家们收起自己的盲视与傲慢了。

现实社会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也不是电影。电影和文学都是二次元的,影评和文学批评尚可较充分地影响电影和文学的创作与市场。

但现实社会是三次元的,其中有实实在在的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搏弈。二次元的议论再猛烈,也是隔山打牛。病评家们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要么是沽名钓誉坐等投机的怂货,而已。

 

有人不屑于柴静在《穹顶之下》结尾号召的公民参与,典型的“善小不可为”的谬论。这是“顺民”“屁民”“草民”的自甘自私自残,永远在墙倒与墙坚的幻想中催眠自己。

 

㈣脱离小清新,行动可以更纯粹更果敢更专业

 

而我批评柴静腔的文艺小清新的逻辑也就清晰了:小清新不足以让爬行者直立起来,而只是让他们以为爬行者也有风花雪月。因为小清新本身就是无视冲突,止于感动,逃避责任和行动。

 

那些视柴静《穹顶之下》有国外敌对势力参与的阴谋论者,也是出于狭隘的二元论思维,眼里只有国家与政治,而没有民间社会,不能从社会阶层利益搏弈与合作的视角看待事物。

我在上一篇批评文章中强调的是《穹顶之下》欲言又止的暧昧与造神意图的赤裸裸之间的悖论,以及由此显现出的促狭。

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邪恶的、敌我的或者你死我活的争斗吗?

在我看来,社会的利益搏弈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而到了现代,在契约精神和民主协商的制度之下,社会利益搏弈并无邪恶与你死我活可言——只要这种搏弈是非暴力的透明公开的。大家可以通过竞争、谈判、妥协和订立契约,相互合作并相互制约,这在社会商业活动中随处可见。

那么政治无非是有国家权力和公共权力参与进来的特殊的社会利益搏弈。即便《穹顶之下》涉及打破油气能源国家垄断的议题与暗示,甚至进一步在《穹顶之下》的出资支持方中,有关于油气利益的欲求和考虑,难道就属于罪不可赦的巨大阴谋吗?

如果我们相信依法治国是可能的和可行的,就不应当用“你死我活”来理解政治。在中国,政治会越来越成为公民可参与的,以及NGO可参与的,并且越来越不会只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有【政府】与【反政府】的两相对抗。

 

总之,柴静的《穹顶之下》有机会让我们不再那么“二”:

逃离只会沉醉、自傲于七嘴八舌的【二次元】议论;

也逃离【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看见社会,看见参与,看见搏弈,看见合作,看见多元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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