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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 但气壮得不得了  

2014-12-22 00:28:01|  分类: 生活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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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 但气壮得不得了
2014-12-21 17:01: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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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 但气壮得不得了

著名学者钱理群出席“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读者见面会。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必须警惕,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他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三联书店目前正在陆续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11册。12月12日,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先生在发言中宣布自己将告别青年和学术,过半隐居的生活。

一周后,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读者见面会上,做了一个“我与青年”的长篇发言,和读者分享他半个世纪来与青年朋友交往的故事。

主要有四个部分:青年对于他的写作与生命的意义;讲鲁迅是他和青年连接的通道;作为30后的他,和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几代青年交往中的精神与生命的互动;以及他和青年关系的困惑与反思。 本文根据钱理群先生现场发言整理、编辑和删节,经三联书店授权发表,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怎么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我认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而青年人正需要这样真的成年人,尤其是在充斥着谎言、欺骗的社会。鲁迅之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鲁迅面对一切现实,他不怕说出事情的真相。他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这非常难得。鲁迅之真还表现于他在青年面前是敞开自己的心扉的。他毫不犹豫地在青年面前敞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犹豫、自己的弱点,他和青年一起思考、一起追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成年人。这是我觉得鲁迅和青年相通的地方。

第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师。鲁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是把中国汉语的表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有极大的个人性和极大的创造性。而这两方面都是青年人学习语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觉得年轻人从小时候就能留恋于鲁迅所创作的汉语家园中,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三、鲁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个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春风得意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是不会接受鲁迅的。当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意了,你对你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到怀疑,对生命存在感觉不大对劲,想寻找新出路的时候,这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

很多青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第一是19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

到了1990年代发生变化。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何必那么沉重呢?我要追求轻松,因此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尊敬他,但绝不接近他,不需要他,拒绝他。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需要鲁迅。两大派争执不休。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1980年代末后北大失了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最后有人跟我说,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1980年代。

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19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

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大家听懂没有?我羡慕你的人生,但我不按你这样做。这在学生身上显示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他不一定照着你做,所以我就成了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就明白了,我的地位就是另一种存在。

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另外的风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只碰到一种风景,会很单调,如果你碰到了两种风景,你知道了,对你日后的生活和选择也有意义。

在北大退休以后,我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工厂甚至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讲鲁迅,讲得不亦乐乎。我相信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不是过去式的存在而是现代式的存在;第二我相信读鲁迅是要读一辈子,因此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接近,不同的接近方式,不同的接近内容。因此我按不同的年龄,编了不同的鲁迅读本。

“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

我出生于1939年,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30后。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40后和50后,一是60后和70后,一是80后和90后。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都不一样,半个世纪的交往有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

我在1960年代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所以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他们都属于40后。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的。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家庭出身不好,休想。

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那我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现实的理想。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等待的理想。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

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除了认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

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大,在北大讲台上讲我的鲁迅观。这个梦的实现等了太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赶上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当时我已经39岁,40岁就不允许了。而且到了北大,等到1985年学校才允许我开设鲁迅课。也就是说我足足地等了18年,再加上5年,就是等了23年才圆了我的梦。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50后。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相当盛行,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这个问题),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我们就发现“文革”彻底失败了。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

你们会发现30后、40后、50后有一个特点,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意识到“文革”失败了,走向绝境的同时会有一个转机。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有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

我们意识到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怎么做准备?就是读书。

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在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今天。这本身就贯穿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基地、我的根在贵州。

“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60和70后的青年。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

我是站在80后这边的,我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

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自由地读书,参加底层的社会实践”

我做了这么一个概括,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一代,他们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80后、90后是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他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问题。

对我来说,我和这几代青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年龄差不多,精神气质也比较接近,因此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对于60后、70后,我是以启蒙主义者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大。

到80后、90后,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这里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没有精力和80后、90后过分亲密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青年心心相印地交流。

我记得鲁迅有一句话,青年是多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就想,我大概和睡着的玩着的青年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这样不是批评,我觉得青年爱睡爱玩有合理性,不必用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睡来玩,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但我得承认我跟他们之间无法交流。

80后、90后的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既跟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和80、90后青年理想主义者相遇了。我和这部分青年交往,我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呢?这涉及我对80后看法的另一面。

我记得在很多场合有年轻人曾问我,您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回答说,你们这一代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和考名牌大学为自己人生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后,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这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有。

这几年我和青年讨论的就是如何在新时代下重建我们的意志、信仰。我通常对青年有两个建议,第一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信仰打下知识和精神的底子。因为信念、信仰要由知识来支撑。

第二,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底层的,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建立理想和信念的根。我这样讲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是人生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一个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还是有意义的。

“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和反省。我想从一个小事情说起。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迷恋,我既为之感动同时也很担心,会引起我的烦心。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我一听,说糟了。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上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你既然是启蒙主义者,当然希望你的言说有一定的说服力,要有吸引力。但另外你这种吸引力如果变成控制力,就会导致对你对象的压迫。我的课气场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

作为启蒙者,作为教师,特别是你逐渐具有权威性,当你成为学术权威或者教育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是有权力的。你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会成为新的挡路石,而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

由此我开始警惕,启蒙主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启蒙,一种启蒙是启蒙者以真理化身,向对象灌输真理,要对方听自己的,这是一种霸权主义。

另一种启蒙,是我追求的,老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

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除了自己要有主体性,同时也要启发年轻人、启蒙对象的主体性。因此如果大家听我的课,我在课堂上不仅跟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我想什么,同时我也要向学生讲我不知道什么。我告诉他们,这样讲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遮蔽什么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

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必须走第二条路,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

(原标题:钱理群: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


netease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NN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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